《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研讨会综述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科研管理处、教育与人力资源部和学术委员会于2004年5月12日在中央教科所联合举办《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研讨会。部分在京民办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教育行政工作者和民办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参加。围绕《实施条例》及相关问题充分展开对话和交流，既充分肯定了《实施条例》对中国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将具有的积极作用，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深入的探讨。
一、《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推动我国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北京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王文源所长指出：《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施行，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要求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要求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教科所曹淑江博士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拥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民办学校是必要的。没有民办教育参与竞争，就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公立学校提高办学效率，不能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部主任方晓东研究员指出：《实施条例》针对当前民办教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对原有的法律规定的原则和措施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其立法宗旨是扶植民办教育发展，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提高民办学校教学质量，进一步推动我国民办教育健康、快速和持续地发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唐以志副研究员认为《实施条例》在学校举办者的条件、经费、学校的组织和管理及奖励政策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有利于把《民办教育促进法》贯彻落实到实处。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校长丁浩生说：《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四个问题得以明确：主办者、什么是财政性经费、规范了公办学校办民办学校的行为、关于回报问题，规范和制约也是促进。
二、《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的促进和约束作用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的程方平研究员认为�"法"应是民主、公正的契约，是在保障、促进的同时给予约束的契约，不是"王法"，应是"共识"。《民办教育促进法》必须与《宪法》和《教育法》等上位法一致，才能真正促进教育的协调发展。北京城市学院郭贵祥教授提出："法"本身是十分严肃的概念，大家都应该置于"法"之内，而不容有"法"之外。就《实施条例》来说，应该既约束民办教育举办者和相关人员，同时也应该约束政府和管理者。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丁杰同志也认为：法应该治民，也要治政府，《实施条例》在双向治理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没有对政府的积极约束，必然导致人治。
三、关于"产权"和"合理回报"问题的讨论
王文源所长提出民办学校产权制度设计。他认为：民办学校清偿债务后剩余财产的处理原则要做到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保护出资人的产权与收益权，鼓励社会捐赠公益事业，体现民办学校公益性质。
曹淑江副研究员认为：《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合理回报"，事实上就是事后的剩余索取，事后的剩余索取就意味着营利性。《条例》对剩余索取权的制约和限制不仅影响了"营利性学校"的效率，而且也妨碍了"非营利性学校"。因为通过实施条例中的方法获得事后剩余索取回报，无疑把非营利性学校办成了营利性的，会让办学者以很多机会攫取非营利性学校的财产和收入。所以，合理回报应该规定为事前的固定合同回报，而不是事后的剩余索取。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方铭琳同志认为：《实施条例》在合理回报问题上有新的突破，如第37条的规定会极大地调动投资办教育者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教育事业。在条例中虽没有明确合理回报的具体比例数，但是规定了取得合理回报的操作原则与方案，既保障了民办学校自主权，又通过限定资金使用顺序和财务社会公开制等必要程序使公共利益有所保障。
四、民办教育发展的地域差异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科研管理处处长陈如平博士认为：目前，我国民办教育从总体来看，并不均衡。农村和城市之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民办教育发展差异很大。《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发展，但此法本身与实践相比还有很多滞后的地方。如广东等地对民办教育的发展理念比较超前，促进法的出台反而限制了其发展。
吴霓博士认为：讨论民办教育的发展，除了关注发达地区外，更要关注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的民办教育发展。教育的发展还要看到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配套，而《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实施条例》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要注意到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发展情况，要按照分级分类的情况来处理，不能一刀切。
唐以志副研究员认为：条例应该具有普遍性，但是中国地区差异较大，各地民办教育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因此，应该给地方立法和实施留有一定的空间。
五、民办学校师生的公平待遇问题
北京城市学院的郭贵祥教授认为：《实施条例》第42条的规定是不平等的。公办学校靠国家拨款发展，民办学校靠自身滚动发展，如果公办和民办学校在同一标准上收费，显然民办学校是难以维持的。第29条中虽然规定了部分同等权利，但实行起来很困难。
丁浩生校长也认为：基层民办教育的教师由于受到户口和档案等条件的限制,教师资格的认定、职称评定、社会保障等享受不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待遇，对此，《实施条例》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还需要完善。北京教育考试院周军研究员认为：《实施条例》中还存在着很多隐性的歧视民办教育的条款。
六、关于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问题
郭贵祥教授说：《实施条例》中第6条的规定不合适。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基本上是"名校"办"民校"，"校中校"，"校中班"或"二级学院"，很难做到独立。这一"两边沾"的条款不但达不到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极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尤锡良主任说"戴公办学校的帽子，走公办学校的路子，收民办学校的票子"，这是很不好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的秦行音博士认为：第6条的规定把原来一直禁止的公办学校办民办校中校变成了合法化和公开化，但公办学校办民办学校很难做到财务分开。中国人民大学教科所的曹淑江博士：公办学校办民办学校使得二者的关系无法理清，无法保证公立学校的财政性经费不被挤占挪用，因此，不能允许公办学校举办民办学校。
七、民办学校要保证质量
与会者认为，民办学校必须不断提高自身质量，不断规范自身，才能得以持续发展。北京教育考试院过剑寿教授认为：对民办教育，这些年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利益问题，从民办学校的学生参加自学考试的通过率来看，不容乐观。今后我们应特别关注民办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余临校长和尤锡良主任则认为：民办高校要保证质量，必须依赖于政府自觉、社会自助、学校自律。而在政府、社会和学校自觉、自助和自律的博弈中，主动方在于政府，政府应更加自觉，社会和学校才更加自助、自律。
（《教育文摘周报》2004.6.23
教育发展研究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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