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问题

　　一、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必须以国情为出发点
　　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具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征。
　　一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特征仍十分明显。一般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城市化进程，而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就必须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培养成大量的从事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
　　二是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和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技能人才队伍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而职业教育正是承担培养大批技能人才的“摇篮”和重要阵地。此外，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大量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而现实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在数控技术应用、汽车维修等领域和行业，现有高技能人才严重不足，需求缺口巨大，已经成为掣肘这些行业发展的因素。
　　三是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整体文化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一些数字表明：我国要从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劳动力资源优势，将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不仅要下大力气加强基础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更要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

　　二、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需要努力提升竞争优势
　　1、明确自身优势，强化特色 职业教育是充分考虑人的社会化的基本要求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它担负着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能够满足各种社会需要的现实职业者的任务，是名副其实的职业“引路人”，这决定了职业教育具有其他类型教育不可替代的优势。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类型，应明确自身的优势，不断强化自己的特色，而不能去走普通教育办学的路子。
　　2、立足人才培养，发展特色 职业教育的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其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受到了用人单位的欢迎。在职业教育中，无论是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还是师资、教材、教学方法，都应突出职业特色、地方特色，重视实践性和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因此，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位上，不能在片面“求升格”、 “追层次”上下工夫，而应树立“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就是最大成功”的理念，立足人才培养，把职业教育办出水平、办出效益。
　　3、集聚教育资源，创造特色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还没有形成灵活开放、特色鲜明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问题上，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与劳动保障部门也存在对职业教育的多头管理、统筹乏力的问题，现有资源难以充分利用，办学效益比较低，没有形成整体优势。因此，要加快推进各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全面推进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实现从计划培养到“订单”培养的转变；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和就业市场，积极开展合作办学，拓宽办学空间；要进一步打破地区、部门、学校类型的界限，深化职业教育资源整合，通过重组建设一批优势学校和优势专业，推动职业教育向规模化、集约化、连锁化方向发展；要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政府部门行政干预，鼓励学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公平竞争，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
　　1、传统职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转变 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设置什么专业和专业课程，培养什么规格的技术人才，以及培训规模的大小等，应该以市场为导向，既要适应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和各行业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职业院校发展和学生个人的需求，使三方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
　　2、预期功能向实际功能转化 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再就业，把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往往从职业教育的预期功能出发，研究社会需要其具有什么功能多，而对究竟有多少预期功能转化为实际功能却少有关注。这就需要强化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统筹力度，强化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统筹管理，将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就业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努力实现职业教育预期功能向实际功能的转化。
　　3、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统一 就世界范围来看，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两种互补的发展趋势，即教育全球化和本土化。我国职业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存发展，职业资格、技术标准及质量管理的国际化标准，对现有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既要尊重传统职业教育，又要根据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改造传统职业教育；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现代职业教育思想、观念、制度等，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在正确了解并深入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在资源引进、模式推广、课程改革、师资培养等方面进行模式上的系统创新。

(《教育研究》2006年第5期 刘春生等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