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志在高远

　　当校长将近十年，在我心中，甜酸苦辣难以细说，但“求索宜在远，高处未必寒”这十个字大抵可以概括。

　　理念需要忠诚作保证
　　在办学的过程中，校长的一言一行无不直接或间接受教育理念的支配。一般情况下，具有怎样的理念就办怎样的教育。但支配或影响理念的因素也很多，诸如政策水平、学识水平、道德水准、实施能力等等。就我的亲身阅历来看，在当前的形势下，先进的办学理念最需要的是忠诚作保证。
　　“素质教育”一词，几乎全社会都已耳熟能详，从1985年开始讨论至今已20年，其并不复杂的基本内涵已为教育界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校长群体所了解。素质教育要纠“应试教育”之偏，其利生、利师、利民、利国的种种好处及意义，有几个人真的看不出来？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素质教育到底推行得如何呢？不可否认，有许多敢于“吃螃蟹”的教育勇士为素质教育的推行作出了宝贵贡献，但尽管如此，“应试教育”之风仍有愈刮愈烈之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笔者作为一个普通教师，也热情参与了全国素质教育大讨论，感受颇深。正因如此，1997年我担任宜昌一中校长之后，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对学校还是对我个人，走“应教育”的老路可谓轻车熟路，最为保险也相对轻松。要推行素质教育，必然是筚路蓝缕，风险重重且倍加辛苦。但我选择了后者！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任职后的前一年多时间，我三次主持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宜昌市一中五年发展规划和十年奋目标》、《宜昌市一中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宜昌市一中素质教育实施方案》等三个重要文件。第一个文描绘了我校新的发展蓝图，决定了实现教育转轨，创全国素质教育名校的发展方向，这是在我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第二个文件启动了全员聘任制和分配制度改革，这在机制上为推行素质教育奠定基础。第三个文件是我校素质教育全面启动的纲领性文件。
　　面对全市各高中之间激烈的高考竞争，一所本来就不占优势的学校突然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是祸是福？难以预料。通过逐步砍去持续多年的节假日补课，开设四十多门选修课，相应压缩了必修课时间并减少学生课业量，举办高水平的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我们一步步地改变着“应试教育”的教育教学模式，艰难地探索着素质教育的可行模式，全校教职员工付出了加倍的艰辛和汗水。在这样的过程中，面对社会上少数不知情者的种种责难，我的意志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但一颗忠诚的心始终支撑着我们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我可以不当校长，但我不可以不搞素质教育，这就是我信念的底线！
　　庆幸的是，义无反顾地走过风雨，迎来的是彩霞满天！我想，绝大多数校长都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实现理想的基本能力，但追求理想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让一些人望而却步。所以，与其说当前急需更新教育观念，不如说首先要培养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

　　学校管理需要更开阔的视野
　　从事学校管理，吸收教育理论的滋养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这还不够。对我的管理产生影响的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论，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文件。
　　正当教育界为“为什么开展素质教育”、“如何开展素质教育”而争论不休时，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中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其中第二个转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从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等内涵发展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这马上让我联想到，教育质量的提高，不同样需要从以无休止的补课，大题量、高强度的训练为特征，以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代价的“粗放型”，转向主要依靠提高教育过程中的科技含量和教师素质等内涵发展的“集约型”吗？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我国的产业只能始终处在国际经济分工的底层，消耗着最可宝贵的资源。同样道理，假如教育质量提高方式不转变，我国的教育也将始终在低层次徘徊，吞噬着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我由此对如何实施素质教育有了清醒的认识：要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减少消耗，提高效率。于是，我们果断地砍掉了节假日补课，减少了必修课时和学生课业量，增加了大量的选修和活动课。同时，我们加快以多媒体为核心的教育设备更新步伐，提高教学中的技术含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积极争取多个国家级科研课题，开展教育科研，通过提高教师素质来提高教育教学效率。我在教工大会上不断强化这样的观点：用超过国家规定的课时进行全班补课是无德无能的表现，是以占用学生自主的时间来弥补自己教育教学德、能不足的行为！要珍惜和尊重学生自由支配的每一分钟！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一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又让我获益匪浅。“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定义是这样的：“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这就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高耗能和破坏环境的基础上，而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教育更应该借鉴这一理念，让学生实现终身发展，而不应该采取野蛮的教育手段剥夺学生的终身发展能力。

　　“以德治校”要以学生发展为根本
　　所谓“以德治校”，我的理解和做法是：首先要以人为本，要以学生的成人成才、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而不是以学校和教师的短期利益为办学的根本出发点，在学校和教师的利益同学生的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义无反顾地服从为学生服务的宗旨。
　　如果一方面大谈“以德治校”，一方面大搞“应试教育”，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以德治校”的前提。有人辩称，“应试教育”其一责任在高考，其二根子在社会，教育本身无能为力。这两个借口在我看来真是滑稽可笑！高考制度何罪之有？发达国家不是同样也要高考吗？虽然形式不完全一样，高考升学率也比我国高许多，但选拔性的本质有何区别？即便是百分之百的大学入学率，也仍会有竞争存在。人家为什么能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而我们为什么连基本的规范办学都做不到呢？显然高考制度不应是“应试教育”的理由和保护伞！另一方面，我也承认“应试教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从事“应试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学校教育，怎能把责任完全推给社会呢？如果国家税收完不成不找税务部门，社会治安不好不找公安部门，商业秩序混乱不找商业主管部门承担责任……都把责任推给所谓的“社会”，你不觉得太荒唐了吗？
　　其次，“以德治校”要真正把德育放在首位。“德育为首”的口号人人都在喊，但现实情况是，一切以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往往淡化甚至排斥德育。我认为，做人教育既是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又是发展智、体、美育的重要动力所在。我校的素质教育是从改革德育开始的，一是针对由教师包办班务和校务管理的保姆转入弊端，取消班主任“三到场”的硬性规定，把校园内所有的管理作为宝贵的资源让学生充分享受，实现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学生“自治”的目标。为此，学校实行班级全员值周制和学生纪律、体育、卫生等进行督促、检查、考评，并在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进行讲评。班级常规管理只能由班委会完成，班主任不可越俎代疱。二是针对德育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的弊端，制定了《宜昌市一中素质教育德育学分制条例》，以详细的、可操作的条款来规范学生的言行，初步实现了德育生活化的目标。改革之后的德育是生活实践而不是单纯说教的德育，是学生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德育，这使我校的德育标准在几年之内一再提高，师生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
　　另外，“以德治校”不仅不排斥严格管理，而且要通过法治来实现。以人为本是德治的最高体现，但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对以人为本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把非西方主流文化的嬉皮士文化，视为“时髦”和所谓“酷”而加以仿效，把不遵纪守法甚至为所欲为视为“自由”和“个性”而加以追求。不少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认识迷茫，要么心存顾虑，不断降低德育标准，致使学校管理步步萎缩，而学生放纵、散漫和自以为是等毛病逐步膨胀。我认为这种放任自流绝不是以人为本，相反，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的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才是抓住了以人为本的真谛。正因此，我校的德育学分制的执行是非常认真严格的，可谓奖惩分明。
　　没有法治的所谓“以德治校”是不能持久的，并且法治不得法也是不能持久的，常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心血来潮式的管理，即见到或想到什么令自己激动的事情，马上想出一个措施加以应对，缺乏深思熟虑，又不用制度来固化，以后遇到类似事情又采用其他临时性措施处理，缺乏公正公平；一种是完全凭个人意志，草率地出台各种没有群众基础的规章制度，制度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都经不起推敲，结果一到执行，尽成画饼，看似制度齐全，而实际上都是废纸。正因此，制度本身从产生到贯彻执行再到检查评估，都要有一个机制。我任校长这些年十分注重制度建设，只要有利于师生共同发展的事情，大的一律经过教代会、学代会讨论通过，小的至少经过行政会讨论通过，从科学性到可行性、实效性，都要集中民智，规定清楚，暂时阐释不清楚的宁可不出台。这样，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治校的公正公平就不难做到了。
　　素质教育不仅使学生的生命之花开得绚烂，也使全校教职员工，包括作为一校之长的我愉快地生活在激情岁月里，沐浴着生命的光华。充满挑战的生活赋予人生以精彩，创造性劳动激活生命的潜能。如今，宜昌一中的办学业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称赞，还有什么奖赏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呢？

（《人民教育》2006年第3—4期 陶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