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不能在落实中被误解、误用

访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志伟先生　　

　　科学发展观能否转化为物质力量要看我们今天对它的认识
　　记者：从2003年9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科学发展观被正式提出，经今年3月初它成为“两会”的主题和灵魂，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您认为当前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情况怎样？
　　邓伟志：应当看到现在社会上，科学发展观正在改变人们的政绩观，正在敲打着单打一的政绩观，正在鞭挞着见物不见人的政绩观，正在抨击着形而上学的追求表面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也有两种不良倾向：一种倾向是穿靴戴帽，对科学发展观不甚了了，可是，硬是要同科学发展观挂上钩，把自己所做的不科学、不文明的事情也说成是科学发展观的产物，这是把科学发展观庸俗化，给科学发展观抹黑。再一种倾向是抵制科学发展观，诋毁科学发展观，认为讲了科学发展观会否定自己过去的工作成绩。
　　记者：确实，这些不良倾向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我想，消除它们首先还得靠对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和科学的认识吧？
　　邓伟志：是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理念能否转化为物质力量，要看我们今天对它的认识。认识了的、理解了的才能去实践；不认识的、不理解的便谈不上运用，也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去实践。
　　记者：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科学发展观在今天的地位呢？
　　邓伟志：我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观演化的新阶段、新高度。我们不是常说要抢占“高地”吗？科学发展观就是发展观的“高地”。目光远大的人，应当迅速登上科学发展观这块“高地”，科学发展观是各项工作的总开关。同人生观是人的行为的总开关一样，发展观也是社会前进中的总开关。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理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概念，是政治经济学的新范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课题，也是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等新学科的新篇章。

　　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演化的交汇处，科学发展观脱颖而出、应运而生
　　记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应该说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吧？
　　邓伟志：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和形成源远流长。人类告别古猿以后，400万年来一直在发展，但是没有什么发展观。在两三千年前，有人对发展问题发表过一些观点，但不系统。现代的发展观始于20世纪40年代，是由政治学家们提出、由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工业文明观”。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战争影响，他们视军力为国力，继而又提出实力论，视GDP为发展的首要标志。因此，这一发展观简而言之：“发展=工业”，至多是“发展=经济”。1969～1973年，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提出“增长极限论”，批判经济中心，认为生态接近极限，经济增长再过100年也到极限，于是倡导“经济+自然=发展”的思想。紧接着，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又作了进一步思考，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长篇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简而言之是“经济+自然+社会=发展”。20世纪80年代，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于是产生了综合发展观，至90年代，综合成了“经济+自然+社会+人=发展”。这时发展观加进了“人”，但还不十分突出。直到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才着重提出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上述五个发展观都是由外国首先提出来的，唯独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是由中国提出的。从理论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记者：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否也更多地吸取了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呢？
　　邓伟志：可以这么说。实际上，科学发展观既是理论的呼唤，也是实践的呼唤，是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演化的交汇处脱颖而出，应运而生。
　　20多年前，我们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突破，之后我们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在把经济搞上去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某些方面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全局性的结构性失衡也有所表现，比如就业、社会保障、经济过热、贪污腐败以及社会秩序变乱等。尤其是社会发展，较经济发展，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滞后。“经济重、社会轻”的观念不仅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各级政府中，甚至在社会上也成了相当普遍的观念。在落实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往往经济指标清晰，而社会发展目标与指标都相当模糊，虽然提出“加强”、“重视”、“繁荣”，但因为没有指标，往往沦为空话。

　　人本、全面、协调、持续既有区别，又环环相扣、互相渗透、密不可分
　　记者：就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们该如何认识？
　　邓伟志：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有四点：一是人本，二是全面，三是协调，四是持续。其中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持续是由其派生出来的。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是发展的动力系统、工作系统、控制系统和检测系统，它是以平等的全体人为本，以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享受权为本。它是要给各个不同阶层都能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以各个阶层的人的全面进步为本。人本大于民本。
　　发展决不能是畸型的，所以要全面，即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经济与政治同步改革，物质与精神同步建设。协调是全面的保证，不协调的全面必然是一片混乱。同时还必须看到：全面了，要素多了，参数多了，也最难以协调。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当重视协调，把协调当一门学问来研究，着力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经济性质之间收入差别过大的问题。
　　全面、协调是指社会的空间结构。从时间这一维度来看，还有一个当前和长远的矛盾。这就引出一个持续的原则。全面与协调后，一般来说容易实现持续发展，但如果竭泽而渔，有时也会带来一时的繁荣和增长，但这种增长会给以后的增长设置障碍，甚至有时是负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对全面、协调的颠覆。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发展，无疑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人本还包括以后人为本，以子孙万代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四个内容既有区别，又环环相扣、互相渗透、密不可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当前尤其要处理好均衡与速度、统筹与市场、全面与重点等五个关系
　　记者：现在我们搞清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下一步关键就是落实。其实，贯彻落实一年多来，我们遇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亟待回答，在您看来，我们目前首先要解决好的是哪些呢？
　　邓伟志：我想，在当前，我们尤其要首先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
　　第一，均衡与速度的关系。我们曾经强调过平衡，也批判过平衡。其实，发展总是沿着“不平衡——平衡——再不平衡——再平衡”的曲折道路前进的。我们应是均衡与不均衡的统一论者。先富是不均衡，共同富裕就是均衡。这里必须澄清的是，社会均衡论的思想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有，在非马克思主义那里也有，“社会均衡”是全人类的共识，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速度尽管有着迷人的魅力，但是为了均衡，有时不得不降低一点。这主要是为了提高非物质部分而采取的降速，是为了发展不创造GDP的那部分而采取的降速，一句话是为人本、为全面、为协调、为持续增长而降速。多年来，我们的GDP上去了不少，但成本上去得更高，生态环境被破坏得厉害，同时社会秩序没有相应地达到一定程度。
　　第二，统筹与市场的关系。统筹就是要统。统筹不是恢复过去计划经济时的做法，恰恰相反是要在市场经济中统筹，运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统筹。反对独断专行的统，倡导民主决策的统。我们要用经济手段按市场规律统筹，在深化改革中进行宏观调控。遏制盲目投资与低水平重复；控制城市建设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做到抑扬有效，冷热兼治，松紧有度。这是对改革的完善，对市场经济的规范。
　　第三，全面与重点的关系。在GDP这个重点已演变为“GDP拜物教”的情况下，在“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喧嚣声中，在“重点”严重脱离“全面”的严峻现实面前，再过分强调“重点”似乎就不利于科学发展观的推行了。但重点也不是不可改变的，重点是相对的，其所占的比率大小也可以进行科学调整而不影响其重点地位。如虽然目前经济发展是重点，但被联合国评为生活质量高、生存环境好的国家，社会事业的投资都超过了51%。在我国，社会事业的投资超过51%是迟早的事。现在开始的向社会事业倾斜就是个好兆头。
　　第四，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多年来，我们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效率确实提高了。可是，不适当地强调效率，因为不公而引起的铤而走险的念头，也造成了一系列“豆腐渣”工程、生产事故、交通事故甚至越来越多的犯罪等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没有公平的效率很难称得上效率，没有公平的效率也很难持续。从另一个角度讲，公平是人权，是做人起码的权利，所以仅仅兼顾是不行的，起码也应是效率与公平并重。
　　笫五，发展观与政绩观的关系。前些年，片面的政绩观误导出一个不科学的发展观，一说发展就是GDP增长。但增长不等于发展。对干部的考核要全面，既要看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既要看城市、又要看农村，既要看当前、又要看有没有隐患，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又要看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是人心的向背。人心难量化，人心也可以量化。一个人要视个人名利淡如水，视人民利益重如山。

　　国家发展要靠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条腿走路
　　记者：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讲，我们又该坚持一个什么样的信念，才能将科学发展观更准确、更科学、更持久地落实下去呢？
　　邓伟志：人走路要用两条腿，国家发展也要靠两条腿走路，在把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要坚持两点论。这就要求我们要对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作新的审视。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以经济发展为主、为中心是必要的，因为它为社会发展创造前提，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与工作条件。但不管经济多么重要，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成为目的，社会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某些具体条件下，经济发展无疑是目的，但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生活。生产提高不等于生活提高，生产水平高不等于收入水平高，即增产不增收。收入水平高也不等于生活水平高，生活水平高同样不等于生活质量高。现在拉美有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比美国的还高，但是生活水平没美国高，社会问题比美国多，被人称作“拉美现象”。美国是大国、强国、富国，可是联合国评生活质量、评生存环境，美国从来没有名次。现在有些收入水平高的家庭不会生活，难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只能是人。
　　(二)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很难想象会有人到社会不安定的地方去投资，也很难想象会有人到没医院看病、没学校读书的地方办什么“总部经济”。经济离不开社会的怀抱。
　　(三)社会发展是经济的真实动力和持久动力。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的素质问题就是生产力第一要素的强弱问题。它是人自身的事，也是社会的事。社会发展的内容之一是社会关系的协调，平等的社会生活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四)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同时决定生产。消费者的需要基本上能够反映社会需要的趋势。社会不需要的，即使是将来需要，那也只好等待未来社会的需要。经济发展的成果迟早要在社会发展中体现出来，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因此，我们不能搞“GDP拜物教”，热衷于扩大基本建设。要下决心解决长线过长、过热的问题，迅速把目光转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上来。

　　要从社会发展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安排各项工作
　　记者：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搞清楚之后，对我们的工作安排将会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邓伟志：所以，我们要从社会发展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安排各项工作。这需要做到：
　　(一)经济结构要根据社会需要来调整，包括增量、增速。轻工业、重工业之间要协调，一、二、三产业之间也要协调。因地制宜，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来不得一刀切。
　　(二)经济政策要按照人的全面发展来调整。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积极就业政策”，“积极”就不是可有可无。如技术密集型企业固然高尚，劳动密集型企业却有利于就业。有的国家规定“不能让没有培训过的雇员下岗”，值得借鉴。我们要用税收的杠杆增进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和谐，如提高遗产税、所得税，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在政策上要向低收入者倾斜，这是个阶层关系问题，这样做既是各层次发展的需要，也是各层次自身生存的需要。
　　(三)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其相对数。社会事业投资要与GDP同步增长。鉴于有些社会事业过去投资较少，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区域内应当以更大幅度增加。在不发达的西部，科教文卫体等的投资要确保占总投资的30%以上，这是国际惯例；东部沿海要达到50%以上，这是许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的国家的通常比例。
　　(四)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政府的职能不论有多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都应当是最主要的。社会管理不完全是由政府直接管理，而是通过社团来管理。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就是发挥社团作用的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从制度上发挥社团作用的制度。由社团来管理社会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社团纵向比，突飞猛进；横向比，发育得还很不够。千人拥有社团的数量只抵法国的1/90。我们应当在努力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的社会管理。
　　(五)制定尽可能清晰完整的社会指标与人文指标体系。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这些指标体系要清晰完整。不乱提口号，瞎订目标，诸如“世界一流”等，“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同时，制定指标，一要切合中国实际，二要与国际衔接。人文指标，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导下，在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后订出来。
　　(六)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是世界的共识。有的国家提出：“文化变成了城市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的战略都将越来越维系于这个文化轴心。”巴塞罗纳更是响亮地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很多有名的国家不是因为经济而出名，而是因为文化而出名。文化的辐射力大于经济。我们要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仍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快马加鞭，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的发展，进而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方向努力。

（《中国教育报》2004.12.28）